即享有公共利益认定权的认定主体依据什么方法和什么程序来判断某一项利益是否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期 进入专题： 公共利益 社会整体利益 社会利益 。很多实践部门的研究人员忽视对基础理论的探讨，将自身的经验当成真理而且付诸实施，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不够。

社会利益主要是从主体角度强调利益的主体是社会。社会公共利益则是综合了利益在主体和性质上的特殊性。我国宪法及其他法律对公共利益作出了明确规定，但这些规定都过于简单，只是框架性规定，还缺乏很多操作性规定。三、公共利益研究创新 公共利益的特点和现今社会的复杂背景决定了公共利益问题在理论研究以及法治实践中的特殊地位。据笔者于2011年12月20日在北大法律信息网统计，我国法律法规中出现公共利益的有1500部，出现社会利益的有91部，出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有971部，出现整体利益的有317部(见表2)。

在大陆法系，公共利益被称为公共秩序，也被称为公序良俗，它所追求的也是公众共同的需求。我国学界关于公共利益的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严重，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按照现有的习惯做法，前者还是归入相关的部门法学科，后者依旧归入法哲学的学科。

所以，除非把两个学科的概念偷偷地调一下包，否则，如果不是在与第一、二种主张的立场保持一致的意义上使用学科这个概念。部门法哲学研究的是法律的分支或局部，因而除了部门法哲学特有的范畴，如民法的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等，部门法哲学的基本范畴往往都是法哲学范畴的下位概念，都比法哲学的范畴小一号。‘同一案件的审理和裁判，实际上既涉及实体法律也涉及到程序法律。反思的思维对象不是对象世界，而是有关对象的业已形成的认识，反思是对已有认识的再认识。

部门法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作者无意就此给部门法哲学的一个终局性的判断，更无意给有关的研究立法，惟希望通过严谨的学术探索和学术批评，把这一研究引向深入。自清末以来，我国几乎全面引进了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的成文法制度模式——包括其法律的概念、规则模式、价值取向等——及其法律思想，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引进的西方法律制度至今未能消化吸收，并与中国的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

前面已经谈到，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的法律部门及其基本理论。家族的相似性，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不同学者的自发研究之间联系的状况。相比之下，同类的研究在国外不仅远远早于国内，且著述繁多，业已成为其法学的一大特色。首先，二者的思维方式不同。

这与人们对法律的确定性的要求完全相悖。传统的部门法学与法哲学均不能同时具备这两个要件。国外的法哲学的学者更是热衷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如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L富勒的《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著名经济分析法学的代表学者波斯纳的《证据法的经济分析》等。其实，与部门法哲**系最紧密的是这种研究体系化的法律之整体的实证主义法哲学。

在诸多的经典文献中，法哲学已经游离了具体的法律，更不在关注各个法律部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branches of law   宋显忠，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可是，法哲学一旦选择了特定法律部门作为研究的对象，按照严谨的学术要求，其研究的选题、材料、范畴、论证以及结论自然要发生有别于传统的法哲学理论框架的变化，也就真的成了部门法的法哲学了。【关键词】部门法哲学。

其三，二者的学术使命不同。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法律又可以定位为政治的工具，等等，不一而足。[6]参见陈兴良：《法学知识形态及其方法论考察——尤其以刑法学为视角》，载宋显忠主编：《部门法哲学讲座》（第一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作为一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中外的法学领域早已有之。  三、与部门法学的联系与区别 作为跨学科的交叉研究，部门法哲学既不是法哲学学者的专利，也并不为部门法学学者所垄断。大陆法系存在的理论问题，我们不仅是照单全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法律的实践离不开部门法学的建构的清晰的概念，当然，还需要适应实践的要求，及时地对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进行反思、批判与重构。作为一个已有的领域，学界对于相关研究并不陌生。

[4]当然，人格与形象的随机性差异，并不能排除家族内部的血统等方面的联系。不能把部门法哲学与法哲学或哲学混为一谈。

部门法学的知识建构是现代法得以产生、解释和适用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那么，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是什么呢？到底是部门法的，还是法哲学的？个人认为部门法哲学首先是法哲学与部门法学之间的一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

[3]部门法哲学这一新的提法肯定承载着作者及其诠释者们诸多的学术意图或学术主张，但是作为一个对已有研究的概括，我们必须承认，部门法哲学并不代表一个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而仅仅是一系列已有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概括和命名。事实上，现有的部门法哲学研究存在着整合和提高的要求，而且作为一个覆盖整个法学各个学科的研究，部门法哲学本身也需要得到基本理论的指导。所谓的部门法哲学，其实是对这一领域的刑法哲学、民法哲学、行政法哲学、诉讼与司法哲学、宪法哲学、经济法哲学、商法哲学、国际法哲学等所有部门法学与法哲学之间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总称。有学者主张把部门法哲学界定为法哲学的分支学科，或法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

哲学以及法哲学、部门法哲学的思维方式都是反思性的，典型的部门法学的思维方式则是建构性的。而且，相对其学科归属，更应该重视的是部门法哲学正在孕育的面向整个法学领域的新的研究范式。

现有的刑法学教材，基本上是作为刑法的一个基本条款，在刑法的文本结构中诠释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一条款规定的含义。实际上，部门法哲学与相应的部门法学之间的区分还是比较明显的。

因而部门法哲学的研究一招一式都是扎扎实实的真功夫，绝非套用哲学或是法哲学的概念和命题客串一下，弄上几个部门法的专业词汇，摆摆花架子，施展一下轻功，玩上一个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杂技，就可以玩出来的学问。实际上，相对于传统法哲学目前的这种上不去，下不来或是虽然上得去，但是下不来的窘态，部门法学的学者从事跨学科的部门法哲学研究具有先天的实证优势。

譬如，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法律可以定义为社会规范。  四、与法哲学的联系与区别 部门法哲学至少在两个方面与法哲学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区别。从语言学的角度讲，部门法哲学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而是依托法律的部门划分和相关部门法学而在特定的部门法学与法哲学之间进行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刑法学一般不会从宪法与刑法的关系上讨论这一原则条款的人权保障职能，也不会从宪政的层面探讨这一原则条款对刑事追诉权的限制，也不会通过两**系的制度比较探讨发展和完善这一原则条款的可能，当然更不可能基于这一原则条款在实践中遭遇的制度难题，展开长途奔袭去追问罪刑法定之法可能包含的某种理论困境。

但是，二者的角度不同，设定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大陆法系长期充斥着诸如把程序法律贬斥助法、对法官不信任、取消法官的法律解释权和裁量权等各种论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明显外行的看法几乎没有遇到任何专业的反驳。

在法学领域，部门法哲学同样是一只黄昏中起飞的猫头鹰，它只能在部门法学知识建构的脚步停歇下来的时候，才开始其孤独的探索。其二，二者的视角和问题不同。

首先，部门法哲学并不是一项新的研究。理论思维可以分为两种，一类是建构性的思维方式，另一类是反思性的思维方式。